张献忠沉银“西王赏功”金银币，赏赐奇功、首功、次功三等功制！

“石牛对石虎，黄金万万五，谁人识得破，买尽成都府”，张献忠宝藏之谜一直只是一个传说，而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，却另这一“传说级宝藏”逐渐浮出水面，而如今普通民众也得以在博物馆中一睹其真颜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自去年发掘以来，两次出水共计4万余件文物，而精挑细选的500件文物，则堪称精品中的精品，其中多件均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除了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、“长沙府天启元年”五十两金锭之外，大量金银材质的“西王赏功”钱币也引发了钱币界的震动，原因为何？早在2011年，嘉德拍卖中一枚金质与银质的“西王赏功”钱币，便各自拍出230万元一级55.2万元的天价，当时即有传言，此两枚“西王赏功”便出自于彭山江口沉银遗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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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这种“西王赏功”钱币为何能拍出如此天价？其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？

一、为何叫做西王赏功？

钱文“西王赏功”四字并非无的放矢，而是有着特定含义：

首先，“西王”是张献忠自封的封号，在崇祯三年时，张献忠追随王嘉胤在米脂起义之时就自称为“八大王”，后来制作的印章，也是“西营八大王；”到了崇祯十六年，张献忠则在湖北武昌称“西王”。至于为什么自称“西王”，而不是“东王”、“南王”和“北王”，不仅与其“西营八大王”有关。也极有可能是因为其个人极其仰慕“西楚霸王”项羽。

而“西楚霸王”便是项羽的自号，张献忠则将其简称为“西王”。事实上，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，据《蜀碧》卷二记载:“献自为万言策，历评古今帝王，以西楚霸王为第一，命颁布学宫。”

其次，“赏功”二字意为赏赐有功之臣，这也直接表明了此钱币的性质：并不是用于日常流通之货币，而是用于赏功性质的纪念币，“张献忠据川时，自称大西王，铸金、银、铜三品，以赏有功。”另一个证据则是，金银这种贵金属，自古以来都是财富的象征，但却很少用其来铸造流通的货币——方孔钱，而是多以铜铸造，因而在古代中国大多数时光里，“铜钱”才是钱币的代名词。

二、西王赏功该如何赏？

西王赏功钱币，分为金、银、铜三个等级，三级之分却并非张献忠所首倡。南宋时，金银钱币就曾作为义军凭信使用，而并非赏功之用。

据传南宋大将刘光世曾铸造“招纳信宝”钱，有金、银、铜三品，乃是当时招纳降卒用的暗号钱。

而到了明成祖朱棣永乐初年，将战功奖赏进行了细化，分为“奇功、首功、次功”三等功制，并提出了其中每一等功的具体评判、奖励标准：

“凡交锋之际，突出敌背杀败贼众者，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，本队已胜、别队胜负未决、而能救援克敌者，受命能任事、出奇破贼成功者，皆为奇功。齐力前进、首先败贼者，前队交锋未决、后队向前败贼者，皆为首功。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，亦准首功。余皆次功。”

到了明英宗在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开始铸造“奇功、头功、齐力”三等赏功牌。实际上，除了赏功牌之外，明朝皇帝还会对有功之臣赏赐金银币。而20世纪50年代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国这种传统三等赏功制度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了“特等功”这一级别。

而张献忠在崇祯十七年入蜀后，也仿照明朝制度，设立金、银、铜三等赏功信物，但是却并没有采用明代沿用二百多年的赏功牌，而是采纳了南宋“招纳信宝”的钱币样式，创造了“西王赏功”这种钱币样式。

当然这种钱币除了明代，在明代以前的汉唐两宋时期，也不缺乏这类赏赐臣属钱币的惯例，从文人笔记和史料中的一些零碎记述可知，宫廷偶尔使用金银铸钱，如“开元通宝”“宣和元宝”等，但主要用于赏赐、洗儿、撒帐等纪念活动，并没有成为主流货币。在著名的“宋嫂鱼羹”典故中，“遂命宋五嫂进其鱼羹，太上（宋高宗）食而美之，遂赐金钱十文，银钱百文，绢十匹”。这里，金银钱纯为皇家赏赐之用，并非通用货币。

实际上，关于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发现，不仅证实了这段传说的真实存在，而这种具有探索性质的考古发掘，也将其成果迅速呈现，在公众与考古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，让历史不在虚无，让考古不在神秘，一切真相都会水落石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