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1年陕西头号黑社会团伙覆灭，主犯被捕后，警局每天有求情电话

“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规律的，违背了它，只有死路一条。”这是在新世纪之交期间，陕西头号恶匪郑卫国走上刑场前，对采访的记者所说的一番话，这也是他在这个世界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这些电话的目的都只有一个：能不能放了郑卫国。

这可真是蔚然奇观，自从郑卫国黑社会团伙锒铛入狱以来，替郑卫国求情的电话几乎没有中断过，那么郑卫国究竟何许人也？他在西安的势力又是怎样的庞大，能让他在锒铛入狱后，还会有那么多人替他求情呢？

本篇文章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陕西西安黑恶势力团伙是如何覆灭的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郑卫国，他生于1969年，父亲母亲祖籍甘肃，60年代来到陕西落户。郑卫国的父母勤恳、本分，辛辛苦苦把郑卫国拉扯大。

但郑卫国从小不务正业，不好好上学，早年就在村里跟很多狐朋狗友一起厮混，父母也拿他没有办法。即将成年的郑卫国，没有正当职业，到处小偷小摸，在多次盗窃之后，终于引起了地方警察的注意。

1988年，不满20岁的郑卫国因为偷窃罪被依法被判监狱服刑六年。1993年，郑卫国刑满出狱后，有了悔改的想法，听从父母教诲，自己找了一份开拖拉机运送建筑材料的工作。

他工作也还算勤奋，经过自己的努力攒下来一笔钱，重新盖了一座新的房子，也顺利地娶上了媳妇，父母看到他回归正途也终于对他逐渐放心。

可是郑卫国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，生活刚刚平静不久，一件事又让他再次开始动起了“歪心思”。离他们村子不远，有一座山叫库峪山，村里很多村民在山里挖到了金子，发了一笔横财。很快，库峪山有金子的消息不胫而走，附近几个村子都刮起了一阵“淘金热”。

郑卫国在自家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也决定去库峪山“发一笔横财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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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到山里能够挖出金子后，许多人都背着锹镐、仪器去山里辛辛苦苦挖金子。可郑卫国却不愿意干那些体力活，他认为自己知道这个消息很晚，挖金子的地方肯定早就被别人占去了，况且金子肯定没有那么好挖，他又不愿意付出那么辛苦的体力劳动。

郑卫国开始打起了“歪主意”，挖金子不好挖，那就打劫挖金子的人，他们挖出的金子不就是自己的吗！

有了这个“好主意”后，他还想着自己不能自已一个人去，还得找几个“帮手”，于是，郑卫国想起了自己在监狱服刑的时候认识的几个“好兄弟”。

他联系了马新超、吕长江、卢长均等一些闲散社会青年，组成一个小的团伙组织，开始在库峪山上“横行霸道”。

开始，他们还只是威胁恐吓一些单独去库峪山上挖矿的村民，等到郑卫国得逞之后，就变得越来越嚣张。他为人十分狠辣，下手打人轻一点都是头破血流，重一点的生命垂危，很多人惧怕他的淫威，一般都选择破财免灾，从而让郑卫国在库峪山上为所欲为。

他抢矿石，造事端，不断强买别人的矿山，其他人见斗不过他，也就只能任由郑卫国肆意妄为。

郑卫国之所以敢在库峪山肆意妄为，是因为当时库峪山的金矿尚未被正式开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私自盗掘黄金本身就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，很多人都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没人愿意同郑卫国拼个你死我活。

当地政府发现库峪山的情况后，郑卫国也知道私自开矿早晚会出问题，于是他打算寻找洗白的方法，“光明正大”地霸占矿山。

有一天，郑卫国无意中听到政府的一条消息，长安县政府规定以后不准随意乱开挖土地。郑卫国想了想，觉得这里面有“文章”可做，于是，他找到了村里比较懂行的乔一心。乔一心曾经做过村里的村长，对土地这一块比较熟悉，觉得可以与郑卫国合作，在长安县内对土方作业这一块进行“管理”。

1998年，嘉诚土方工程公司成立，乔一心担任法人代表，郑卫国担任经理职务。短短几年的功夫，郑卫国与乔一心合作，就拿下了长安县县城内几乎所有的土方工程作业。

郑卫国一方面靠着与有关部门分利润的方式安抚好上边，另一方面动用自己的黑恶势力用很多“见不得光”的手段，把很多正规公司驱逐出长安县城。

整个县城的土方工程被他包揽之后，他再大幅度提价，短短几年他的个人资产成倍增长。在2000年初，每家每户都还争相成为“万元户”的时代，郑卫国的个人资产就已经超过了230万元。一时之间，在小小的长安县城里，郑卫国风头无两，正是烈火烹油，繁花似锦。

2000年左右，西北地区发展还相对落后，百万富翁在那个时代还相当稀缺。郑卫国刚刚三十出头，凭借着不走正道来的资产的快速膨胀，让他的欲望与野心愈发不受控制，他开始变得更为狠辣无情，横行乡里。

许多百姓敢怒不敢言，甚至就连许多其他黑恶势力分子，同样被郑卫国团伙打杀。

郑卫国在年轻的时候“混社会”，曾经就跟过一个“大哥”，但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，尤其是在郑卫国开公司之后，他就开始瞧不起原来的大哥，于是，郑卫国逐渐就与原来的大哥产生了间隙，分道扬镳。

同样的，郑卫国也逐渐与原来的“兄弟们”也产生隔阂，其中，最看不惯郑卫国的就是张开旗。

张开旗本是当地一个颇有名声的混混打手，据说，曾一个人在二十多人中救下朋友，为人崇尚暴力、不学无术但同时又很讲义气，原本与郑卫国关系很好。

但他因为看不惯郑卫国的所作所为，脱离了原来“老大”的郑卫国，因而多次当面给他难堪，在背后说他坏话这让郑卫国记恨已久。

因为郑卫国势大，没有几个人敢于公开挑战他的地位，就只有张开旗的人不服，因此张开旗成了郑卫国一伙的心头恨。

说是给他“一点颜色”，其实，郑卫国授意马仔们下了死手，张开旗前后被他们用麻花钢棍殴打了一两个小时，而后被扔回县城的家门口。

当时，郑卫国本打算直接将张开旗打死，不料，张开旗自小练武身体素质强于常人，他被家人紧急送去医院急救，他在急救前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对自己的父母说：“不能报警，一定不要报警。”

张开旗是不幸的，也是幸运的。幸运的是他手术极为成功，在重伤之下保住了性命，不幸的是，他从此成为了一个残疾人，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。

郑卫国见张开旗没有报警，在张开旗出院后几个月后，让马仔给他送去了一把美发店的钥匙。据说，郑卫国称张开旗是条硬汉子，讲“道上规矩”，因此送他一个可以维持生计的美发店。

由此可见，郑卫国在笼络人心上还是有自己的手段和方法的，张开旗出于种种原因也并未拒绝。

这时的郑卫国，在长安县城里通吃黑白两道，又有大人物作保，“同行里”的竞争者不是屈服于他的威逼之下，就是不再得罪他，在他最鼎盛的时候，他开始肆无忌惮地打杀、欺辱群众，攫取当地利益。

随之而来的一件事，让郑卫国黑恶团伙终于走向覆灭。

1998年7月18日，郑卫国手下有一个叫刘亚军的马仔，他与百家利酒楼老板的侄子发生了冲突，当天下午，刘亚军就纠集郑卫国手下一干人等拿着棍棒、菜刀打砸百家利酒楼。

这百家利酒楼老板名为刘百利，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“大人物”，亲戚朋友很多，圈子很广。

刘百利旗下不仅仅有百家利连锁酒楼，还经营着土方生意等等，与郑卫国有一定的利益冲突。当刘亚军等人带人砸场时，刘百利侄子也带人买了菜刀在酒楼械斗，双方互有损伤。

当刘百利得知自己的酒楼被郑卫国的人给砸了后，并不打算善罢甘休，他有一个老乡当时在郑卫国公司里做事，本想借着老乡身份前去说和此事。

1998年7月25日晚，刘百利吃过晚饭后，与平时一样，到一个幼儿园门口与朋友们打牌，这时，突然出现几个手持钢棍的人驱赶人群，独独留下了刘百利，不用问那自然是郑卫国的打手们。

郑卫国手下对刘百利轮番殴打，又将他拖入了吉普车中，在车里将其打成重伤，哪怕刘百利此时苦苦哀求，连连求饶却也无济于事。随后，郑卫国手下又将刘百利带到一处民宅对其施暴，前后刘百利共被殴打了三四个小时，才被送回了家门前。

刘百利并没有张开旗那样的幸运和身体素质，当他被送到医院时已经确认死亡了。当地民警在刘百利的口袋中，还发现了一份扎满鲜血的报案材料，可惜一直未能送到派出所。

刘百利的遇害为郑卫国黑恶团伙敲响了丧钟，一个当地赫赫有名的企业家，竟然被如此残忍地杀害。当地警方对此尤为重视，开始了全力追捕。

刘百利被杀，郑卫国得到警方开始动手找证据之后，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他连忙将参与杀害刘百利的吕长江、张文群、赵卫强等人送到外地暂避风头，并一人给予了一万块钱，让他们一定保密，不要暴露身份。

几人拿钱之后纷纷逃窜至外地，一时之间，警方在干扰下难以推进案情的发展，刘百利案陷入困局。

可令郑卫国始料未及的是，手下吕长江仅仅过去两三个月，就受不了在外地逃亡之苦，偷偷跑回了长安县城找他。想想也是，这些混混打手平时作威作福，好吃懒做惯了，将暴力施于比自己弱小的百姓，他们跟着郑卫国也只不过是为了利益。

他为了安抚吕长江，先把他送到了自己名下偏远的采石场，给他一定的物质条件让他在那儿躲避警方追捕。

1999年春节前后，他亲自看望吕长江，并对衣衫褴褛的吕长江惺惺作态说：“我的兄弟不是要饭的，看你衣服破成这个样子了。”随后亲自为吕长江买了一套昂贵的新衣服，意图拉拢吕长江。

其实，郑卫国这等薄情寡义、心狠手辣的混混头子，那会为了兄弟情义照顾一个“弃子”，他此番作态是为了让吕长江把杀害刘百利的罪名，统统承担下来。

虽然吕长江是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混混，但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他在饭桌上笑着委婉拒绝。但在郑卫国软磨硬泡、威逼利诱下，郑卫国答应吕长江争取让他二十年之内就出来，自首本就不会判死刑，最终，吕长江不得不答应下来。

1999年5月11日，吕长江自首，称自己是刘百利案的主谋。警方知道这是郑卫国的烟雾弹，先后提审吕长江13次，但吕长江每次所说的供词都一模一样，是有备而来。事实上，在吕长江投案之前，郑卫国让他背了供词整整一个月。

更令人愤慨的是，这一年的7月21日，郑卫国在狗头军师乔一心的陪同下，来到县公安局，公开表示自己与刘百利之死无关，所有的行为均是吕长江一人所做，自己也没想到手下会有这种“败类”，哪怕县公安局依法扣留郑卫国48个小时，多次审问，但最终还是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。

郑卫国此时异常得意。

郑卫国以为自己可以脱罪，杀了刘百利这样的“角色”都没事，这使郑卫国黑恶团伙行事更加嚣张。但郑卫国还有一个不放心的地方，那就是，他手下两个参与杀害刘百利的马仔：张文群、赵卫强。

可怜的是，就在郑卫国动手当天，张文群还带了一个浓妆艳抹的坐台小妹在身边，最终这三人都被残忍杀害，尸体被抛掷在郑卫国名下一个鱼塘边的废弃排水沟中，凶手们抛尸后还将排水沟顶上浇灌水泥，用土填平。

古话说：“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”就在郑卫国以为自己可以逍遥法外时，2000年6月初，在公安干警长期努力下，终于查明郑卫国黑恶集团的犯罪事实，并掌握相关证据。

6月16日，郑卫国、乔一心等人被捕。

然而，令人想不到的是，没多久，刑警队大队长徐明电话，被各路人马打爆，由此可见郑卫国在长安乃至在整个陕西力量之大。

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郑卫国后台再硬，能硬得过代表国家意志的公安干警的？长安公安为了能将郑卫国绳之以法，想尽办法积极对应，排除一切无关干扰。为了防止劫狱或是灭口，二大队专门抽出警力，轮流单独看守郑卫国，甚至在他吃饭前民警都要先尝几口，保证安全。

那么，在西安横行一时的黑社会头目郑卫国，他们的命运到底如何呢？

在当地公安干警，检察院、法院等部门的不懈努力下，2001年7月18日郑卫国、张占平、马新超、吕长江等四名主要涉黑团伙，被判处死刑，验明正身后，立即执行。其余的27名罪犯，被判死缓，有期徒刑。

长安人民乃至于陕西人民的一个大毒瘤被彻底清除，一方百姓无不拍掌称快。

笔者认为，这件事应该给我们带来深思。西方有句名言：“命运中的所有馈赠，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。”如同郑卫国一般的犯罪团伙，自以为可以用些手段、伎俩欺压百姓，攫取利益，殊不知这只是自寻死路。

郑卫国“三进宫”之后，仍然不吸取法律带给他的教训，一意孤行，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，结果只能“收获”行刑场上的一声枪响，行刑场外的几阵掌声，可怜郑卫国的家人、父母因为这个儿子或是亲人将再也抬不起头来。

古人云：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最广大老百姓的利益才是最根本利益。

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，社会的繁荣，我国经济建设开始走上了快车道，但与之而来的还有地方的黑恶势力和黑社会团伙的滋生，为了保护好社会发展的果实，真正让社会发展的红利惠及百姓，让民众安定团结，中央不间断地进行着对地方黑恶势力与团伙的清除。

“扫黑除恶”只有进行时，没有完结时。

向扫黑除恶中，英勇无畏的公安战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！